1. 養鳥的肺癌

目前家庭養鳥被視為一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愛好。

但是，荷蘭一位健康學家所做的一系列調查研究表明，有養鳥愛好而且長期將鳥籠置于室內的人，進入老年后患肺癌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7倍多，在被調查的49名患者中，竟有33人曾經有過室內養鳥的經歷。這是因為室內養鳥會大大污染室內空氣。當大量的塵埃、細微鳥毛進入人的肺部后，人體內的紅細胞便會部分失去工作效能，并引起免疫功能部分受損，從而導致肺癌。

2. 在家養鸚鵡會導致肺癌嗎

鸚鵡呼吸有明顯的哼哧聲，說明它的呼吸道有問題，可能是感染了，也可能是氣管炎或肺病之類的疾病，這需要及時用藥治療。一般這種疾病是由于氣溫變化引起的，日常飼養中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它被凍傷，尤其是在洗澡后，要用毛巾包住它，然后將它慢慢吹干。

3. 鳥類會得癌癥嗎

1、所有的顆粒飼料都有一個保質期，有的飼料含有防腐劑，在干燥陰涼的地方可以保存一年。在購買時要留意生產日期和保質期。有些散裝的飼料的存放期并不長，一旦開封之后就要冷藏起來。

2、大多數的種子和堅果每年收獲一次，最多兩次，然后儲存起來出售，因此很難買到新鮮的種子和堅果。如果你需要購買混合種子和堅果，最好在信用良好的食品加工供應商那里購買，這樣你就能獲得最新鮮的種子和堅果，保質期可以達到一年或者更長一些。

3、購買后的種子和堅果要儲存在陰涼、干燥的地方。暴露在空氣中會導致食物發霉，發霉食物中的細菌肉眼看不見、也聞不到，但是對鳥來說卻是致命的毒藥。發霉變質的食物會導致鸚鵡消化不良，幾天之后死亡。特別是在變質的花生米和玉米中常常會發現一種黃曲霉素，這種毒素可以導致鸚鵡患上鳥類的癌癥。

4. 養鳥會得癌癥嗎

你有沒有發現，家總是越來越擁擠，日子總是越過越瑣碎。

在偶然獲得一件東西時，我們總是習慣用加法思維繼續添加一些與之相關，但并不需要的東西，于是家里的面積被這些東西不斷擠壓，最終不得不來一波徹底的斷舍離才能將家解放出來。

其實，這就是“鳥籠效應”，它的誕生起源于一名非常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

1907年，詹姆斯從哈佛大學退休，同時退休的還有他的好友物理學家卡爾森。一天，兩人打賭。詹姆斯說：“我一定會讓你不久就養上一只鳥的。”卡爾森不以為然：“我不信！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養一只鳥。”

沒過幾天，恰逢卡爾森生日，詹姆斯送上了禮物——一只精致的鳥籠。卡爾森笑了：“我只當它是一件漂亮的工藝品。你就別費勁了。”從此以后，只要客人來訪，看見書桌旁那只空蕩蕩的鳥籠，他們幾乎都會無一例外地問：“教授，你養的鳥什么時候死了？”卡爾森只好一次次地向客人解釋：“我從來就沒有養過鳥。”然而，這種回答每每換來的卻是客人困惑而有些不信任的目光。

無奈之下，卡爾森教授只好買了一只鳥，詹姆斯的“鳥籠效應”奏效了。

鳥籠效應：假如一個人買了一只空鳥籠放在家里，那么一段時間后，他一般會為了用這只籠子再買一只鳥回來養而不會把籠子丟掉，也就是這個人反而被籠子給異化掉了，成為籠子的俘虜。

在中國歷史上，其實也有這么一個類似“鳥籠效應”的故事，它叫見微知著：

殷紂王帝辛年輕時也是一名明君，但有一次，紂王讓人給自己做了一雙象牙筷子，他的大臣太師箕子就感到非常可怕和擔心。他認為：用象牙筷子吃飯就一定不肯用陶土粗制碗具，必將用犀牛角或玉作成杯盤；餐具改變了，食品也會隨之改變，進一步升級到山珍海味，珍禽異獸將成盤中之物；食物改變了，將不滿足穿著，麻布為衣將不再流行，朝中之人進而會穿綾著緞；穿著改了，下一步將造豪華的車子，建高闊殿宇樓臺，追求享樂。如此下去將一發不可收拾，腐敗之風會很快盛行起來。

后來果不其然如箕子所料，殷紂王統治后期，設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由此達到昏庸殘暴的頂峰。

從“鳥籠效應”里，我們能受到很多啟發，首先就是慣性思維。

看到鳥籠就聯想到鳥，看到煙灰缸就自然認為這個人會抽煙，……我們常常受困于慣性思維，按照固有的模式和套路去思考問題，形成盲點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往好處想，這叫“熟能生巧”，但更多時候只是“想當然”。

這樣的思想桎梏，在生活中太多太多了。用英語翻譯“中國銀行”，就情不自禁念成“China Bank”，所以你總是學不好英語；買了10號零點三十分的火車票，結果10號晚上去時火車已經開走了……

回顧一下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選擇和決定，有多少是被慣性思維所影響的呢？

其次是他人的不解，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

比如雙十一這么便宜你為什么不買？三十歲了你怎么還沒有結婚？別人異樣的眼光無形中透露出一些不好的訊息：雙十一不買東西是傻，三十歲了還不結婚是沒人要。

即使最初的你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知，也很在別人的眼光下堅持下來，最終懷疑自己是否正確，從而陷入別人給你設置的鳥籠中。

最后是加法思維和減法思維的選擇。

有一部電影叫《遺愿清單》，影片講述兩個患了癌癥晚期的病人，面對生命的最后時刻，在余下的日子里度過豐盛和歡樂的人生故事。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是最后一件，做一件少一件。所以他們更加珍惜當下、也會更加謹慎。

這就是一種減法思維， “一個人放下的越多，越富有。”

有時失去比擁有更踏實，但放下比拿起更沉重。

我們總是想著填滿那個“鳥籠”，本質上是想要填滿內心的欲望，鳥籠效應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我們的貪婪。

因為貪婪，所以舍不得丟棄精致的鳥籠，因為偶然得到或贈送的東西有價值，即使我們當下不需要，也總想著將來需要，所以為它添置了更多我們本不需要的附屬品。

消費主義之所以盛行，正是因為商家掌握了人性中的貪婪，設置了各種各樣的“鳥籠”：第二件半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房子是租來的，生活不是；一克拉以上的鉆石才是愛情……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鳥籠效應”也不例外，明白了“鳥籠效應”的內涵后，我們要做的就是利用好“鳥籠效應”，給我們帶來新的改變。

避免被別人的“鳥籠”限制

尤其是商家設置的“鳥籠”，防止掉入商家的圈套。在購買東西前，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需要，明確這一點之后，無論商家給你設置的是金鳥籠還是銀鳥籠，你都能從容不迫地識破，不會僅僅因為便宜而買回一堆用不著的東西了。

2.學會利用“鳥籠”的正面效應

讀書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好習慣，很多人明白卻很難堅持。有研究表明，敞開的書比合上的書更容易讓人產生閱讀欲望，這其實就是利用了“鳥籠效應”，所以不妨將那些書籍常常敞開放在離自己近的位置，總有一天你會想到拿起來看看。

當你慢慢越讀越多，就會自然養成閱讀的習慣，不再依賴“鳥籠效應”了。

3.給別人設置一個“鳥籠”

人們總會因為別人對自己好的評價而不斷向那個方向去靠，以達到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預期。

比如當你的老公心血來潮做了一頓晚餐，作為妻子不妨多夸夸他做得好吃，或許你會發現你的老公下廚的次數越來越多，因為他情不自禁地去靠近和符合他在你心目中“大廚”的形象。

“鳥籠效應”在生活中無處不見，我們不需要過于恐懼和刻意去避開它，而是想辦法讓它發揮出正面的作用。當你不自覺地在自己的心里先掛上一只“鳥籠”，再不由自主地往里填滿什么東西時，那不妨往里裝進好的興趣、好的習慣、好的生活方式，最后養出一只漂亮的小鳥。

5. 養寵物肺癌

這個不影響的，做好狗狗的衛生工作，多給它洗澡，梳毛，避免過多的粉塵和絨毛造成病人呼吸上的不適；另外，病人可以通過中藥Rh2來增強免疫力，改善飲食和睡眠，促進恢復，提高體質和生活質量。

6. 養鳥會得肺病嗎

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舉辦的“報國講壇”首場報告會上，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動情地說：“我為自己曾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作出了切實貢獻而感到光榮和自豪，那一段為蘑菇云早日升空而奮斗的崢嶸歲月，給了我一生的教益，那就是：要永遠為我們的國家努力奮斗！”

話音未落，會場掌聲雷動。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名叫柳襄懷，60年前，他曾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心臟”——“甲種分離膜”制造技術的攻關研究。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是柳襄懷和當年一起攻關的戰友們的真實寫照，更是他們一輩子的驕傲。

原子彈的“心臟”

原子彈的“心臟”是一種叫做“甲種分離膜”的核心元件。它的作用在于將鈾-235和鈾-238這對“雙胞胎”同位素分開，提煉出高濃度可用于發生核裂變反應的鈾-235。

60多年前，全世界掌握這項技術的只有美國、英國和蘇聯。蘇聯專家撤離中國時，帶走了分離元件技術資料。面對國際封鎖，我國自力更生。1960年，國家設立絕密項目，對“甲種分離膜”的研制進行攻關。

起初，這一項目交給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陽金屬所、復旦大學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單位。后經過綜合考量，國家將該研制任務集中下達到上海冶金研究所。1962年春節過后，4個單位的60多名攻關人員在上海冶金研究所集結，成立了代號為“真空閥門”的第十研究室，對外稱“7支部”。

這是一支非常年輕的團隊，很多人都在30歲上下。時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長的吳自良，擔任第十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技術總負責。為加強黨的領導，從部隊和工廠調來了正、副兩位黨支部書記。還專門建立了保密室，負責攻關人員的人身安全及研究物件的保密保衛。

1961年，24歲的柳襄懷從復旦大學原子能系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被分配到上海冶金研究所，直接參加了國家絕密項目“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攻關研究，主要從事分離膜的分離系數測量及分離元件的表面處理研究。

分離膜由耐六氟化鈾腐蝕的金屬做成，上面有無數讓氣流通過的微孔，要求均勻而密集。擴散分離膜的孔徑是納米量級，非常精細，涉及眾多學科，要解決一系列極為復雜的工藝問題，是一項綜合性極強的技術工程。在擴散分離工廠中，分離膜元件的用量很大，以萬支計。

分離膜研制過程極其復雜，包括粉末制備、分離膜及分離膜元件制備、分離膜元件性能測試及表面處理、元件分離性能的運行鑒定等。在第十研究室主任吳自良領導下，設立分別由金大康、鄒世昌和李郁芬為組長的三個研究大組，分頭進行研制。最后，由北京615研究所進行運行測試驗收。

經過兩年的艱苦奮斗，1963年底，“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實驗室研發工作完成，并通過了運行鑒定，性能超過蘇聯產品。在研發的同時，由上海冶金局建立的材料加工廠，中試生產出了2700支甲種分離膜元件，提供擴散廠使用。

1965年，“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項目通過國家鑒定，并在四川建廠進行大批量生產。到1968年，共生產出400多萬支分離膜元件。直至1984年，“甲種分離膜”經過近20年的使用，分離性能依然良好。

“甲種分離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及隨后的氫彈成功爆炸作出了重要貢獻。1984年獲得國家發明獎一等獎，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吳自良是上海唯一的受勛人員。

獲此殊榮后，吳自良把重達一斤的金質獎章交給了上海冶金研究所。他說：“國家給予的‘兩彈一星’榮譽，是同一戰壕里的人們用青春和血汗換來的，不只屬于我自己。”

鳥籠報警器

柳襄懷回憶說，當年“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研究，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的。大熱天里，冶金所無空調、無電扇，研究人員常常汗流浹背。為了避免流下來的汗水打濕設備、弄壞機器，大家就利用早晚時間工作。早上五六點鐘進實驗室，直到上午9點鐘回宿舍進行業務和相關學習，到下午五六點鐘再開始搞研究，直到深夜。

在生活上，同事們8個人住一間集體宿舍，吃的是薯干燒飯，很少有娛樂時間。沒有無線電，更沒有電視機。柳襄懷自制的一臺礦石收音機，成了大家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神器”。

研究用氣體要搬鋼瓶，當時大樓里沒有電梯，柳襄懷就和一位復員軍人一起，用肩膀把大鋼瓶扛上四樓實驗室。體重不到100斤的他，常常被沉重的大鋼瓶壓出眼淚來。

不少研究工作要接觸有毒有害物質，給科研人員帶來健康隱患。當時也沒有很好的防護設備，但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還想出各種“土辦法”來應對。

有一次，上級領導到第十研究室的第一大組檢查工作時，發現實驗室里竟然掛著一個鳥籠，小鳥正在籠子里啄食，就好奇地問：“你們搞保密研究，怎么還養鳥啊？”研究人員回答說：“我們工作中的粉塵和氣體毒性都很大，這鳥籠就是報警器啊！”領導很感動。

有些用于工藝實驗或測試的氣體制備和應用也有毒，如果從容器或儀器中泄漏出來，就會傷害身體，科技人員便索性把一些工作搬到大樓屋頂上去做。

“盡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還是有些同事沒能避免毒氣的侵害。我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史佩枋，做實驗時總是沖鋒在前，經常接觸到泄漏的有毒氣體，日積月累，40多歲就罹患肺癌，過早地離世了。”柳襄懷痛心地說。

史佩枋離世后的30多年里，他的愛人李美娟都一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直到2014年，在紀念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50周年時，看了柳襄懷作報告的資料，李美娟才得知丈夫付出生命，是在為我國的原子彈研制默默無聞作貢獻，她悲喜交集，給柳襄懷寫來一封信：“看過您的報告材料后，心中的酸、苦、辣一舉翻了起來。現在我明白了：一個優秀的保密工作人員，真不容易。隱姓埋名，無名無利，對家人有口難言，用生命去做國家安排的工作。你們都是國家的棟梁！”

殫精竭慮的日日夜夜

當年“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三個攻關大組的分工與責任是：第一大組負責研制分離元件用粉末，必須是能制成性能合格元件的粉末，還要求能小批量生產，供應分離元件試生產。第二大組負責成膜工藝，制成性能要求合格的元件。第三大組負責性能檢測分析和理論研究等相關技術問題。

1962年，攻關進入關鍵階段，第一二大組日夜奮戰，摸索用各種新老方法和工藝條件，制成多種原料粉末，做出一個又一個分離膜樣品。但測試后，分離膜性能總差那么一點點。

第一大組組長金大康當時只有34歲，他心急如焚，夜以繼日連續作戰。經常夜里一兩點鐘突然往冶金所跑，到四五點鐘又回家躺一下。他的愛人很不解：為什么深更半夜還要往所里跑？國家的絕密工作，即使對配偶也不能提及。金大康便總是以擔心鋼瓶閥門未關好、實驗室窗戶還開著等理由搪塞過去。

那段時間，金大康和組員們取消了一切節假日，以實驗室為家。一個信念始終支撐著他們：外國人搞得出的，中國人也一定搞得出，并要搞得比他們更好！

經過幾千次反復實驗，不斷分析失敗原因，找規律，總結經驗，1963初，第一大組的一個小組制成的一種原料粉末，使第二大組研制的分離膜性能，終于達到了要求。大家再接再厲，按照第三大組分析蘇聯樣品得到的信息，金大康指導張敏和楊華麗等人，在所制的粉料中加入微量的某種金屬元素，防止了分離膜微孔收縮現象，穩定性大幅度提高。

第二大組組長鄒世昌當年只有28歲。在他的領導下，全組同志“昏天黑地”地艱苦奮斗，越過一道道關口，解決一個個難題，分離膜元件樣品制造出來了。但是，焊接成型遇到了困難。

當時，我國生產供應的焊頭性能較差，達不到分離膜元件焊接工藝的要求。鄒世昌想起在蘇聯留學期間，曾研究出一種高強度、高電導、熱穩定性好的合金新材料，于是決定將這種材料加工成焊接電極，用于分離膜元件焊接。同時，又從中科院沈陽金屬所請來焊接專家，大家一起進行分離膜的焊接成型試驗，終于取得成功，解決了一大難題。

到1963年年中，各個大組的難題都攻克過關，甲種分離膜的研制任務終于圓滿完成。試生產的元件經使用考驗，性能超過蘇聯樣品。消息傳到北京，獲得連連好評：“這么快就解決了制造原子彈的關鍵難題，震動！開心！”

做隱姓埋名人

代號為“真空閥門”的第十研究室成立以后，上海警備區曾提出派解放軍到上海冶金研究所，保衛絕密攻關研究。但研究所黨委書記萬鈞經過慎重考慮，認為這樣目標反而太大，婉拒了，又新建了一個保密室，并從上海一家工廠調來支部副書記徐惠英，負責整個項目的保密工作。

當時在上海，工廠是效益最好的單位，徐惠英每個月工資有90多元。調到冶金所以后，不僅工作壓力大，工資也下降到30多元。但她毫無怨言，甚至準備付出生命代價來完成這項工作。她說：“我們的絕密工作隨時被敵特注視，有一定危險性。萬一我出事了，或病故了，要將我的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

作為國家絕密項目，所有參加“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人員都經過了嚴格審查，必須家庭出身好，政治上絕對可靠。所里的保密紀律極為嚴格，進出實驗室要登記，實驗室之間互相隔離，不允許人員任意串門，對任何人都不能談及自己的工作。

這樣的保密工作有它的特殊性，甚至連找對象也要經組織的審查和批準。盡管如此，大家都聽從組織意見，全心全意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直到最終完成任務。

參加了國家絕密項目，不允許發表文章，不能參加學術會議。從復旦大學來的第三大組組長李郁芬教授，隱姓埋名許多年，為分離膜的研制和實用化解決了不少技術難題，業務水平很高。但她在學術界卻不為人知。以至于改革開放后老同學碰到她時，都吃驚地問：“這些年不見你發表文章，學術會議上也見不到你，你到哪里去了？我們還以為你從地球上消失了呢！”

在研究過程中，為了獲得準確的物理參數，以建立正確的處理工藝，必須去北京615所進行元件分離系數的精確測定。柳襄懷等攻關人員，曾多次和帶有武器的保密室同志一起，帶著集體研制完成的分離膜元件樣品，由研究所派專車送到上海北火車站，坐上前后有乘警警衛的軟席臥鋪包廂去北京。到達北京車站后，再由615所專車來接。

那個年代，一個年紀輕輕、剛從大學畢業的大學生，享受此等特殊待遇，一般人很難理解。柳襄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北京途中，他坐在臥鋪包廂外面的過道上欣賞窗外景致。一位乘警走過來，嚴肅地問他：“喂，你是坐哪個車廂的？”他沒說話，用手示意。乘警顯然不相信，再一次嚴厲地問：“我問你，你是坐哪個車廂的？”這一次，他明確告訴乘警：“我就是住這個房間的！”

溫暖的大家庭

“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是一段充滿溫暖的歲月。為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大家心無旁騖、齊心協力，不計較個人得失，終于完成了國家交辦的重要任務。”柳襄懷說。

第十研究室組建之初，攻關隊伍有60多人，后來根據需要，增加到近90多人，來自全國多個單位。為了早日完成攻關任務，許多人為國家舍小家，逢年過節都不回去與家人團聚。保密室的工作人員顧盤仁，連續兩個春節都是在實驗大樓里過的年。

第十研究室黨支部書記汪澤，從部隊調來以后，工資也下降了許多，但他從不計較，一心撲在工作上，積極做好來自不同單位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協調工作，還非常貼心地解決大家的實際困難。得知冶金所有些攻關人員結婚后兩地分居，就千方百計地將他們的愛人調來上海，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這在當年，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事。

當年在上海冶金研究所，雖然大家不知道神秘的“十室”到底是干什么的，但都明白這群人為國家承擔了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并自覺成為他們的堅強后盾。

只要提出加工部件、維修設備，機電工廠和燈工室專門指定的工人師傅，隨叫隨到；分離膜相關樣品需要做分析測試，分析室主任汪厚基一旦接到任務，就會讓孟傳奎等專門人員，隨送隨做，及時分析；食堂員工保證提供攻關人員夜班食品；水電工人隨時保證“真空閥門”室的水、電、氣暢通；條件處保證用氣鋼瓶及時供應；攻關研究室秘書趙施龍負責編寫每個月的工作匯報，打字間嚴金娣專門負責打字成文。

“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獲得國家發明獎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上海冶金研究所的王渭源，由于做出突出貢獻，還成為唯一一位登上國家獎勵榜的編外攻關人員。

這些平凡的工作者，都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964年10月16日，一聲巨響劃破長空，茫茫戈壁灘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全國歡呼，世界震動。參加國家絕密攻關項目“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研制的全體人員，心中更是充滿興奮和自豪。

1965年，代號為“真空閥門”的第十研究室的實驗任務基本完成，這支隊伍隨后轉向了半導體集成電路和離子束材料表面處理及應用研究等領域，繼續為國家的科研事業作貢獻。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在各自工作崗位上都很有成就。那一段為蘑菇云早日升空而奮斗的歲月，是我們共同的驕傲。”柳襄懷說。（記者張建松）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