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升華表情包的那只貓貓 _思維升華了宇宙表情包背景圖
思維升華表情包的那只貓貓。這只貓貓叫做大白,是一只流浪貓,因為長得可愛,所以很多人都喜歡它,但是大白的性格非常溫順,不會主動攻擊人類,也不會隨意叫叫喚。但是有一天,大白在路上遇到了一只流浪貓,這只流浪貓看起來有些瘦弱,大白想著自己可以幫助它一下,于是就把它帶回了家。回家之后,貓咪一直躺在地上,不吃不喝,大白覺得它可能是生病了,于是就給它買了一些藥,但是沒想到的是,藥吃了之后,貓咪還是沒有好轉。
一:思維得到了升華表情包
找到了一張長草顏團子背著大書包的表情包,如下圖所示:小朋友背著巨大書包的的表情包
二:宇宙貓貓思維升華表情包
可以理解為,宇宙里的一只快樂貓咪。
三:思維升華貓表情包什么意思
“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在紙媒時代向智媒時代轉型過程中,充分吸收了文化傳統中的修辭特色,憑借網絡空間的開放氣質,發揮多模態的編碼效應,突破既有網絡流行語的范式,從而呈現出矛盾對抗、自我強化、辯證思維的文化風格。本文理性分析“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中的矛盾動因,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闡釋和解析,并尊重理解認可“矛盾青年”的“青年矛盾”,不失為引導青年文化發展的一種策略。歡迎感興趣的朋友閱讀~
網絡流行語作為最能記錄當代中國青年群體話語特征的“風向標”和“晴雨表”,歷經20余年的發展,始終行走在反映青年思想動態、社會心理及價值取向的時代前沿。近年來,一種含義豐富、寓意深刻的話語風格,即“矛盾式表達”流行語在網絡上日益風靡,它通過并置語義完全相反的詞語或句子,來表現矛盾的心理活動或生存狀態,形成出人意料的表達效果。
以“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為切入點,通過梳理其演變軌跡和嬗變路徑,總結其風格特征來透視青年網絡文化的時代特點,進而透過其矛盾心理探究青年文化的發展趨勢,既是研判當代青年思想動態的有效方式,又是探索青年文化建設改進方略的重要途徑。
一、“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演化軌跡“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并非陡然現世,而是在日新月異的演變中充分吸收傳統矛盾修辭手法,在結合互聯網時代應用規則的過程中不斷破除文本束縛,尋找發展機遇,創造有利條件,最終更加適應網絡空間和契合網絡生態。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1. 源起中西文化傳統中的修辭手法無論是在中國文化傳統還是西方修辭學中,通過將有對立含義的詞語組合排列而賦予新的內涵,以“矛盾式”為表達增色的話語一直貫穿始終。這種話語表達在中國被定義為“映襯”修辭,即“一件事物上兩種辭格兩個觀點的映襯,作用都在將相反的兩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說的一面分外鮮明”[1],而西方將其定義為矛盾修辭法。《韋氏大學詞典》解釋為“相互矛盾或不協調的詞的組合”。二者殊途同歸。
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指出:“夫‘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五千言》中處處彌望,即修辭所謂‘翻案語’與‘冤親詞’,固神秘家言之句勢語式耳”[2]。錢先生認為“正言若反”即西方修辭格中的悖論和矛盾修辭,著名語言學家胡曙中也認為“漢語中的‘映襯’和英語的‘矛盾修辭’不但結構基本相同,修辭效果也基本一致”[3]。
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古今中外眾多的典范文本都顯示“映襯”與“矛盾修辭法”異曲同工,表現形式都遵循了悖異法則。由此可見,當前青年群體在網絡中使用的“矛盾式表達”流行語與矛盾性的修辭手段師出同源,都是通過語義成分中的反義關系達成了二元對立的修飾效果,使表現方式含義深刻,更富張力。
2. 賡續互聯網時代的應用規則“矛盾修辭”作為中西方的一種修辭手法,都能令語言表達更加準確生動。
回溯上文,“矛盾式表達”流行語雖起于“矛盾修辭”,但在互聯網時代發展過程中,已與傳統“矛盾修辭”日漸分離,而有著形的突破和質的飛躍。通過不完全整理近二十年(2001~2020)來“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詳見表1),不難覺察到其在互聯網時代的顯著變化。
主要有:一是表達形式更加簡潔。從“痛并快樂著”的冗長啰唆到“朋克養生”的短小精悍,“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充分融通網絡社會高效溝通速率,并拋卻太過繁復和不易于流通和傳播的詞語,而選擇將相反概念的詞根集中在一起,不僅在形式上更加簡潔明快,契合互聯網“短平快”的時代特點,而且其所造成的矛盾沖突效果更加鮮明有力。
二是圈群區隔更加突出。互聯網時代大范圍的圈群互動模式得以構建,網絡話語系統也隨著特色各異的圈群切分成大小不一的話語體系。比如“小鎮做題家”一詞源于“985廢物引進計劃”豆瓣小組,“朋克養生”“謳歌型吐槽”等詞源于微博超話,這些網絡流行語不約而同地展現了亞文化族群獨具的個性和戲謔的特質,而成為特定圈群和特殊語境中的文化符號。
只有“女漢子”“土豪”入選了《咬文嚼字》頒布的“2013年中國十大流行語”,其他“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暫未入選任何榜單。也可間接說明,大多數“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并未在絕大多數網民中大幅度使用,語言使用的區隔壁壘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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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和融媒體效應雙重影響的智媒時代中,5G、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帶來的語言數字化,使聲音和體態語頻繁缺席,語言交流過程中感情缺位、信息缺失成為常態。
“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也由此根據語境和場景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創新與變異,無論是其信息的表現方式、內容的表達能力還是文本的撰寫渠道,正經歷著單維向多維的衍化,單元至多元的孵化,呈現出智媒時代多模態(《視覺語法》的
早在2015年,發源于中文網絡的“笑哭”表情符號即獲得了《牛津詞典》的認可,作為“喜悅的眼淚”被其評選為2015年度關鍵詞。近些年更是出現了用文字和圖片構成多模態矛盾表達的“表情包”,如在熱氣騰騰的火鍋動圖上寫上“早點睡吧”,意在睡前刺激人的食欲,導致輾轉難眠,這在睡前聊天的場景中被視為“放毒”。還有網友給面容耷拉的橘貓配文“滿臉都寫著高興”,表現心情低落又不得不堅強的矛盾。
簡而言之,多媒介融合與數字化技術運用在當代青年的話語生產中使青年話語敘事走向了一種多模態的形象表述[4]。單一文字語言向多元文本符號過渡的多感官、跨模態是“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在智媒時代的必然取向。
可以預見的是,文字+表情、影像、聲音、圖片的搭配會隨著5G、VR、AR的發展應用到更多場景中。因此,智媒時代的多模態表述既重新建構了“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描述和意義,又更加強調文本符號資源不斷整合與關聯的過程。
二、“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風格意義“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既具備一般性矛盾修辭的特點,也具有一般性流行語的特色,但更多的還是呈現青年群體所獨有的風格。風格作為青年群體的文化圖騰和內部最具吸引力的符號,傳遞著一種意義的差異和認同,青年追求風格實際上在追求對意義和生活模式的認同[5]。
因此,無論是對“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靜態解析,還是深入文本符號背后對其動態分析,最大的關鍵仍然是基于青年群體所處環境、所在現實、所有思維,對青年群體“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整體的風格意義予以探究。
1. 加速社會所引起的矛盾認知隨著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社會要素和社會資源高速流轉,其流動速率、流動范圍亦不斷提高和不斷拓展。無論是在社會公共領域,還是在日常生活領域都處于全面加速中。由此人們普遍性認為“只要夠快就會更強”,即速度優勢意味著獲取更多資源、獲得更高能力的優勢,使之能在速度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也就能進一步實現美好生活。
故德國社會學家羅薩以此指出整個現代化的發展就表現為社會時間結構的加速,整個現代化社會就是一個巨變的加速社會[6]。成長并生活在加速社會中的青年,因其掌握社會資源乃至社會話語權的有限性,面對時間節奏的加快和社會競爭的加速只能“被選擇”與“被接受”;但實際上他們內心和實際行動上并未做好十足準備及應對,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的鴻溝乃至撕裂讓“加速”成為青年頭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他們飽含無與倫比的焦慮和矛盾。
如“佩奇社會人”中,“佩奇”原本指可愛憨厚積極的卡通豬形象,“社會人”則指圓滑世故并熟諳社會運行明暗規則的成年形象,將單純的“佩奇”與復雜的“社會人”兩種截然相反的形象代表組合成新詞,那么重塑后的“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佩奇社會人”,既可以理解為青年群體以戲謔和反諷的方式對難以適應的成人世界法則的儀式抵抗,又可以理解為他們在面對生活至暗時刻仍渴望純真美好的內在訴求[7]。
可見,“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借助已有的話語體系和意義系統,在現有的加速語境中拼貼出了新的意義,拼貼的過程既有對語言符號的拆解、雜糅、挪用和改編,又融合青年對時代的呼吁和社會的訴求,賦有青年內心獨有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色彩。
2. 個體化時代所強化的自我意識個體化是相較于集體化而言,作為闡釋現代社會個人生存狀態和個人與現代社會關系轉變的一種理論描述[8]。在集體化時代,青年常被賦予一種或多種角色,他們承擔角色的過程往往從國家本位理念、集體身份觀念的視角出發,自覺或自發地維護共同體所需的倫理或規制。
但在個體化時代,個人處于加速變動之中,尤其是生產力的市場化和生產關系的去組織化,傳統集體生活的逐步瓦解使青年群體不得不更加直接、更加獨立地面對社會。他們開始借助更為多元、更加個性的方式來構建自身的身份角色,并不斷強調自身應有的權利和權益。
可以說,“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恰好體現了青年在個體化時代對當下社會的理解及認知,其蘊含的價值觀念逐漸呈現較強的“自我意識”。
比如,當今青年處于非戀愛狀態時,就會常用“主動式單身”予以表達。而在傳統婚戀觀中,單身通常是被動的、不得已的選擇,即由于在外表、年齡、經濟條件等方面不具優勢從而被婚戀市場排除在外的一種狀態。但如今面臨的現狀是,即使擁有較為優越的婚戀市場條件,也依然選擇只身一人;即使不能找到伴侶,也不愿隨意將就戀愛;即使一人生活會感覺孤單和失落,也無意與伴侶磨合生活。
這可以很明顯地感知到他們在使用“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過程中表現的強烈自我意識,常以“我”為主而突破常規,常以“我”作為行事考量準則。施語者自我意識的強烈在場,任意界說的“我”和群體的“我”都被凸顯出來,就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任何一個對象對于我的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9]。
也就是說青年創制、使用這些流行語并非偶然的兒戲,而是真切地以“我”為主構建個體性話語,宣告“我思故我在”!
3. 辯證思維所激發的情緒張力在辯證思維中,矛盾不僅包含排斥相反的關系,也涵蓋著事物內部相互依賴依存的關系,對立與統一構成了矛盾的雙要素。因此,在斗爭性和同一性的雙重影響下,“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通過表層兩個語義相悖的詞語,形成既沖突又融合的語義關系,以體現深層的辯證關系,復雜而強烈的情緒也因內聚作用而極富張力。
如青年常用“朋克養生”這一網絡流行語標榜自己,其中“朋克”所展現的特立獨行個性和“養生”所表現的愛惜身體乖巧聽話,將青年群體高度
青年們在孜孜不倦地“朋克”和勤勤懇懇地“養生”之間“反復橫跳”,持續上演著大型魔幻現實主義,這種強烈對比不僅宣泄了青年對快節奏生活的報復性消遣(暴飲暴食、熬夜等),也道盡了他們在現代社會重壓下必須愛惜自己身體健康的選擇性無奈。這就不難看出,“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在對立中統一,在統一中對立,充分反映了社會對青年的施力和青年對社會的回應,表現出“不有兩則無一”的豐富張力。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辯證思維所帶來的思辨性,“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情緒價值在矛盾碰撞中升到頂峰,受眾對情緒的理解也就在“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過程中自由奔沖、躍遷游移而達到沸點。
三、“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文化解析經過20余年的發展,網絡流行語已經發生了從經久不衰的生命周期到間不容瞬的更新頻率、從群體自發的無意識到個體自覺的有意識、從線下生活的日常用語到網絡空間的社交用語三個維度的重大轉向,其中青年群體所使用的網絡流行語則表現尤甚。
他們如魚入海般在網絡中充分利用創新鼎革的思維活力,借助并運用各類詞匯、符號、言語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文本,形成了獨特的“矛盾式表達”。這種獨特除卻它展現了青年在語言符碼上的靈活化用和發明創造,更得益于它將青年的“矛盾觀念”在話語表述中充分再現。
盡管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為此擔憂,“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威脅論”“消解論”的質疑聲不絕于耳,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作為言語形式之一,早不是單一的語言現象,它在現代化歷程中已轉向為融多類元素于一體的復雜文化現象。
為此,我們必須深入“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內部,接受其具體形態及其多樣性和歧異性的事實,重新解讀這種矛盾心理及其生成的原因,對其進行全新的文化解析,才能客觀而辯證地看待這種青年亞文化現象背后所承載的離心和向心作用。
1. 景觀社會中的消費矛盾隨著景觀社會的到來,“在現代生產力步伐不斷加快,商品和文化廣泛流通且無所不在的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不可避免地顯示為龐大的景觀的聚合,景觀構成了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生活的現有模式”[10]。在景觀社會中,尤其是互聯網上,不同經濟階層的生活場景如畫卷般在社交媒體上鋪陳開來,plog、vlog、直播等模式豐富的傳播媒介為青年帶來了強烈的視覺、聽覺沖擊,青年越發顯現出對更高經濟水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與此同時,當下青年卻面臨著高物價、高支出的經濟壓力,其自身消費能力尚不足以支撐這種生活所帶來的強吸引力,故表現出盡其所能追趕潮流,即使“窮得快要吃土”,也要追求“品味”和“精致”。
問題的關鍵在于:景觀所形塑的高消費水平生活是一種拜物教式表象,青年看到的是“一個既在場又不在場”的世界,即青年將商品消費同高消費水平生活畫上等號,以為通過“商品朝拜”就能夠享受到“所向往的生活”,可實際上他們只是自我幻想的消費者,商品就是這種幻想的載體,所有的幻覺不過是資本營造的幻境。
也有部分青年真實而又冷靜,看穿了消費主義下“一切的物”和“物的一切”都是被操縱的景觀性演出,沒有在“有意識地呈現出的景象”中迷失自己,堅定地選擇遠離消費主義,于是他們提倡“攀比型節儉”,即與同伴競爭“誰更勤儉持家”。
這其中“攀比”的本義是“不顧自身客觀條件盲目跟風攀比”,但與含義為“生活儉省、有節制”的概念相組合,則構成了對“精致窮”消費人群的反諷意味。
或許是商家瞄準了消費矛盾里對立沖突的概念所帶來的表征價值,故在商業廣告中刻意選取這種對抗元素打造全方位的景觀模式,如商家把“做一個精致的豬豬女孩”,“愛立flag的積極廢人”等矛盾流行語印制在商品上,來誘發消費行為而實現資本變現。
青年人面對消費時“既愛又厭、既想擁有又想遠離”的矛盾心理所帶來的商業價值和蘊藏的無限商機,正以立竿見影的力度備受資本市場的追捧,而青年的消費矛盾又在這種角逐中越發強化。
2. 身份焦慮下的理想矛盾由生存性焦慮轉向社會性身份焦慮逐漸成為青年群體普遍社會情緒主要源自兩個方面:首先從身份意識的視角來看,中國社會目前正處于世紀轉換、社會轉型、體制轉軌、觀念轉變的時期,尤其是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和國際局勢波詭云譎,青年就業機會驟減,階層固化進一步加劇。青年群體對向上流動的迫切追求和對階層和財富的較高期待形成巨大反差,隱含著生活壓力之下的社會集體焦慮。
青年對“身份的焦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擔憂自己當下所處的社會等級過于平庸,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11]。正是這種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將青年群體置于矛盾的心態中。
其次從心理焦慮的視角看,當個體出現焦慮狀態時,往往會驅動心理防衛機制來平衡,以期控制焦慮情緒。Schou Andreassen等學者關于《成癮行為心理學》的研究表明,16~88歲不同年齡段的人群中,社交媒體成癮程度越高,焦慮癥狀越明顯[12]。
同時,全球化時代資本的快速流動與互聯網帶來的加速信息傳播,使現代社會中的人更易獲知他人的生活狀態,進而產生相對剝奪感和焦慮,青年群體作為信息渠道最廣泛的人群,焦慮感尤甚。于是他們一方面感到無所適從,另一方面又因迫切渴望改變而對自身身份愈加焦慮。
為了應對這種焦慮癥候,青年群體采用狂歡式的“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來消解求而不得或久而無效的受阻現狀,尋求一種在虛擬世界轉移和升華心理能量的可能性。例如“985廢物”“積極廢人”“夢想打工人”等流行語無疑成為青年群體轉移和消解焦慮的途徑,并進行自我心理建設的治理術;更是他們對焦慮感和效能剝奪感的反叛和解構,折射出他們肩負重壓、踽踽獨行的生活現狀和心理狀態。
3. 趣緣認同下的社交矛盾網絡生態催生和構造出的圈群,通常是青年人基于趣緣而建立,通過團隊游戲、興趣小組等渠道在統一的社會規則之下進行豐富多彩的趣緣分享、互營和共造。
近年來豆瓣小組、百度貼吧、知乎平臺、微博群等都出現了依據趣緣而聚集的青年圈群,以滿足不同類型青年群體的心理訴求和情感表達。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社會發展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結界,基于血緣、業緣、地緣的“強關系”逐漸式微,青年群體越來越多地擺脫了熟人社會的關系社交,導致其熟人社會關系逐漸碎片化;而基于趣緣的弱關系則日益凸顯,這種對網絡空間中情感共鳴的強調使線上交友成為青年最常見的社交方式。
強關系帶來的信息資源通常具有同質性,不能滿足當下青年多樣化溝通的需求;而弱關系帶來的信息交換更加快捷高效,所營造的交流氛圍和場景更令人神往。
趣緣認同雖然成為青年社交的首選且必選方式,但也帶來顯而易見的問題。第一是對現實社交的恐懼,表現為渴望與人交流,卻又害怕過多表露自我真實內心,青年群體在線下生活中多避免與人接觸,卻十分樂于在網上發表議論。“現實社恐,網絡話癆”“線上熱鬧、線下獨處”成為一種常態。
第二是社交狀態不穩定化,當青年群體越來越擅長趣緣社交時,由于趣緣本身的易變特性導致趣緣社交的建立并不牢靠,任何人都會因為趣緣的改變而加入或退出某個圈群,以致意欲發出自己的聲音,又害怕面對觀點沖撞。正因為存在“想要表達又不敢表達”的矛盾心理,“云串門”“自嗨式聊天”“熱心社恐”等網絡流行語頻頻出現,青年群體的社交儀軌也越發朝著疏離而又親密、真實而又虛假的方向進發。
4. 情感異化下的婚戀矛盾在社會快速轉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作為經濟發展新興力量的青年群體在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時,也面臨日漸高壓的工作狀態。相對豐富的物質條件優化了青年,而高強度的工作卻侵入了他們的婚戀關系,年輕人的感情世界逐漸異化。
從個人層面看,青年群體婚戀擇偶方式更為自主,表現出更強的功利色彩。從社會層面看,城鄉結構二元化、單身經濟興起、負面新聞頻出等因素為青年群體進入戀愛狀態帶來了更多阻礙。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出現的“都市剩女,農村剩男”的社會現象,男女數量的不對等為青年群體進入婚戀狀態帶來現實壁壘。當青年開始“自愿”不談戀愛、不事婚娶但又并非他們內心真實自愿時,情感就在競爭加速的現代社會中趨于異化,向新時代婚戀倫理觀念發起了挑戰,單身經濟撲面而來。
單身經濟和服務新業態的出現也為單身群體提供了輕松友好的生活環境:通過交友軟件、交友群等渠道,青年在虛擬環境中自如切換“戀愛狀態”,訂購陪聊、哄睡和叫醒等服務,甚至可以在節假日“租男女朋友”回家應付家中長輩的催婚。
而隨著家暴、殺害伴侶、出軌等問題的社會新聞層出不窮,使還未進入戀愛關系的青年開始“恐婚”,構筑的心理防線越來越高。處于戀愛狀態的情侶,也偶有遭遇“單身式戀愛”,在戀愛中很少感受到伴侶的關愛或陪伴。
更有大面積的“飯圈女孩”,沉迷“嗑CP”(支持熒幕情侶),高喊“我可以單身一輩子,但我嗑的CP一定要在一起”等口號,通過遠離現實和旁觀他人的親密關系來獲得滿足。即使有時這類親密關系是旁觀者所虛構的,他們仍愿將浪漫關系的發展寄托在他人身上。
實質上,情感異化下許多青年并未放棄對于純真美好愛情的向往,他們渴望親密的婚戀關系,但又討厭婚戀相處中的麻煩,“主動式單身”或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上演。
5. 儀式狂歡下的審美矛盾伴隨著文化傳播環境的深刻變革,儀式狂歡下的“矛盾式表達”演繹了一場審美反差的盛宴,丑陋與美麗的結合、土味與洋氣的相融成為青年群體中最大的審美沖突。
無論是以“屁桃君”為代表的虛構卡通形象,還是從現實生活中發掘的小動物巴哥犬等,一系列“丑萌”形象深入人心。它們通過形似屁股的臉蛋、沮喪無辜充滿褶皺的面部表情等特點丑得“千奇百怪”,卻又憑借圓圓的造型、無辜的表情令人心生憐愛。
除了外表上的美丑,青年也開始崇尚“土到極致就是潮”的時尚觀念:東北大花襖登上戛納電影節的時尚秀場,出身廣東小縣城的“五條人”樂隊自稱“農村拓哉”,這些充斥著儀式狂歡的文化符號,依托“審美矛盾”帶來了微妙的“化學反應”,廣受青年追捧。
正如巴赫金所講:“狂歡不是供人們駐足欣賞的,它的參與者們置身其中,根據有效的規則來狂歡”[13]。在這樣的參與中,青年群體將俗雅互混,使美丑相融,成為他們標新立異、凸顯自我的一種儀式。盡管“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審美沖撞自古有之,黃山谷就提出過大俗大雅的藝術主張,但在互聯網經濟空前活躍的今天,青年秉持著“離經叛道”的價值觀和獵奇心理,將“丑的厭離”與“萌的親近”、“土的滯守”與“潮的奔涌”融合形成了一種復雜觀感。
無論是“土潮”文化的先行者還是人為打造的丑萌角色,無論是戲謔調侃的標語還是滑稽古怪的臺詞,這種在缺憾中抵達平衡的反差效果為觀者構建了荒誕奇異而又親切逼真的場景。于是意義感匱乏、生活一成不變的青年群體借助審美與審丑的碰撞,把擺脫單一扁平文化角色,尋求豐富審美體驗,挑戰審美慣性,利用矛盾張力作為全新構建自我形象的方式。
6. 身體敘事下的健康矛盾自尼采呼吁“一切從身體出發”以來,身體敘事逐漸成為顯學,語言和身體共同組成符碼構成日常生活中的敘事話語。正如梅洛-龐蒂所言“是身體在表現,是身體在說話”[14],身體既能作為敘事內容本身,又能在諸多情境中推動敘事發展。而隨著身體敘事性的增強,身體的本體和喻體、能指與所指逐漸分離,“健康身體”和“身體健康”開始分道揚鑣。
一方面,壯碩健美、無病無疾的身體成為預謀下的“商品與符號”,醫藥產業、健身產業、整容產業、美妝產業等把身體擬像為被崇拜的對象,進而激發人們對身體的想象和滿足,身體不再是單一的人的肉體。另一方面,消費主義持續制造健康焦慮,社會過度醫學化初見端倪,醫學與商業化的結合催生了市場效益最大化的目標,日益豐富的健康指標不斷量化人們的健康狀態,青年們不再依靠自己的主觀感受判斷身體狀況,而是在測評各類指標的程序里被社交功能所引導,并不自覺地卷入與他人的比較之中。
放飛自我與養生保健,本質上是感性與理性的糾纏:青年們一方面追求朋克個性,不斷嘗試特立獨行,取用亞文化中開放且多義的文本元素“朋克”,用以修飾主流文化中存在已久的“養生”,從而獲得一種能動性;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未雨綢繆,向養生主義妥協。
在“996”加班文化、“345薪酬制”(即公司給3個人發4個人的薪酬以創造5個人的價值)大行其道之際,青年面對高密度的工作時間和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挑燈夜戰變為習慣,飲食失律成為日常,于是養生產品作為物質代償和精神安慰劑,給青年帶來短暫而又虛幻的自我提升感,以此作為控制和保護自己被損耗身體的“神丹妙藥”。
青年群體正是在這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與“惜命”的念頭交織中,產生了渴望健康但卻無法獲得真正健康的矛盾心理,他們編排了一組“朋克養生法”的網絡流行語戲謔自嘲:“山楂配炸雞,啤酒加枸杞,零度可樂西洋參,無糖雪碧決明子。”這也不得不令人感嘆身體敘事背后的健康隱憂將是后現代社會帶給年輕人認同與迷失的悖論循環,承載著青年想象性解決矛盾的文化實踐所帶來的新的精神陣痛。
四、活出時代的矛盾青年作為當前網絡社會的主力人群,網絡社會的崛起與勃發為其提供了創制、傳播帶有自身群體特征的話語土壤,現實生活也成為青年網絡用語無遠弗屆的“總體性”媒介。從總體上看,輕松有趣的網絡語言所指向的語境必然是詼諧幽默的,戲謔自嘲的網絡語言所指向的語境定然是批判諷刺的,暴力攻訐的網絡語言所指向的語境應然是沉重壓抑的。
同樣的,“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的表述方式、語義內容無不在不同程度上承載著青年群體的生活感受、社會境遇,也反映青年的價值觀念、處世態度。處于延長化初顯成人期的青年,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個體身份逐步建立、辯證思維逐漸清晰等特征日益凸顯。
尤其是青年群體的成長時代正處于“人才大競爭、經濟大開放、科技大發展、文化大融合的‘四大’時期,以及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多樣化的‘四化’時期”[15]。在這個“風口浪尖”之上,這群明明壓力最大、失望最多,但又信心滿滿生機勃勃的青年們,內心充斥著時代所賦予的最深刻的各種各樣的且層出不窮的矛盾。
可是他們之中亦有大多數人不愿直面并坦然接受這種“矛盾”,寧愿成為“佛系青年”“喪系青年”“躺平青年”而進行自我放逐,或以“萌、拽、酷、嘲、黑”等方式重新解構這種矛盾,以“只要我看不見,它就不存在”的心理而遺忘、逃避時代中所有的矛盾時刻。故活在時代的表層并淺嘗輒止于其中,自然而然成為時下大多數青年的生活態度與生活習慣。
這也就不難理解,以“矛盾式表達”作為核心要素的網絡流行語為何能在青年群體中日益風靡并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青年將其作為自己的標簽而自我標榜。
除卻“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十分巧妙地將青年群體的消費觀、事業觀、社交觀、婚戀觀、審美觀、健康觀中的矛盾心理借由對抗式語言的途徑充分彰顯之外,還得益于它作為青年與時代發生碰撞而生成的一種奇特的文化景觀,構成了新時代青年文化的一個面向。
當固有的文化系統已無法概括總結當下境況時,青年群體必然趨時拓新,創造獨屬的煥然一新的文化系統。可以說,“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不僅以其含義豐贍、風格多變、詼諧幽默、戲謔自嘲的特征代表著青年的文化觀,還搭建起與整個互聯網文化的溝通橋梁,并建立起與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和娛樂文化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的對話機制[16]。
綜合來看,既是青年選擇了“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也可以說是“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選擇了青年,再沒有哪一類人群比青年群體更適合詮釋這種矛盾。在宏觀社會結構中,微觀社會單元如何生存、生活似乎都可以在里面探尋到蛛絲馬跡。
時代將青年們裹挾進一個巨大的矛盾旋渦之中,并且這種矛盾旋渦并非能夠馬上掙脫或超越,他們處于其間只能夠同時或一前一后地使用最不同的方法:緊張與放松、投入與抽離、熱忱與克制、肯定與批評、激情與不為所動。
他們一方面渴望有根,另一方面渴望有翅膀;一方面渴求“小城市的房”,另一方面渴求“大城市的床”;一方面順從性偷懶,另一方面反抗性奮斗。兩個相反方向的力量或者欲望無時無刻不在拉扯角逐。但值得慶幸的是,“矛盾青年”并沒有將我們全然拒絕阻攔在門外,他們以“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來表達“青年矛盾”為我們理解他們內心世界一隅提供了契機。
或許正如羅蘭·巴特所說的那樣,“我所主張的是充分地活于我之時代的矛盾”,我們可以借助“矛盾式表達”網絡流行語突破圈群區隔,深入探究青年矛盾心理,細致理解青年社會認知,并通過對這類網絡流行語“矛盾焦灼”背后成因的梳理分類,從而篩選出對主流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具有消極影響和離心作用的元素,最終為著力培育勇于承擔時代使命的青年而進行文化引導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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